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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川桥之四十九劫(上)

2021-12-09 来源:今日龙泉 记者:莫子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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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丁丑仲春开雕的《龙泉县志》卷之二济川桥开头:

  跨双溪,枕中洲,垂南北两岸。原名清化,宋何执中易今名,米芾书额。

  龙泉溪今址上,“济川”作为一座桥的名字,为龙泉史上第一位位高权重的宰相何执中所取,迄今将近千年。桥额上“济川桥”三字,为大书法家米元章所题。

  有民间传说,何执中在朝当宰相期间,向京中百官募捐,建了此桥。民间美化宰相,也在所难免,毕竟龙泉史上当这么大的官他是第一个人。但何执中在给此桥取名前,此桥就以“清化”名存之于世,方志上写得明明白白。因此,无论此桥是圮后重建,抑或仅仅是易名,它的存在都是要追溯到何执中之前去的。说济川桥已然千年,并非虚数,而是一个实打实的真实年龄。

  还有一种说法,说济川桥始于隋朝,没有史料佐证,不能拿来说事,但我们不妨设想,关于济川桥的时间或许还真可以再前挪几百年也说不定。

  历史的长河上,一切浮华都将淘汰,沉下来的是冲不走的巨石。一个权重一时的宰相,若放之更宽泛的时空,想必不及一个大书法家,或者一个大文学家来得坚实、深远,为后人所敬仰。但在中国,秦汉以降,官宦和权力一直都是社会所追捧和畏惧的东西,米芾尽管癫狂,能为当朝权重者家乡题写桥额,想必也是欣欣然的。

  不单米芾,苏轼亦如此。虽然他为留槎阁题额与何宰相无直接关系,但与宋朝龙泉何氏望族有关。

  光绪《龙泉县志》卷一留槎洲条记:

  宋乡宦何才翁泛西湖,偶谈及此,太守苏东坡喜曰:得非张骞氏之槎乎?书留槎阁三字贻之。

  方志中的这个何才翁,不是别人,乃仁宗皇祐五年进士,宋神宗的高级政事顾问何琬之父。神宗曾说:“政事何琬,文章叶涛。”这何琬可非朝上一般等闲官员。

  济川桥,留槎阁,龙泉县城大溪上的两座人文建筑,实为完美组合。宋元明清民国乃至今日,阁或置于桥上,或置于洲中,此桥此阁,乃古城一大人文景观。

  这是一座木桥,或石木桥,桥上筑屋,高啄檐牙,气宇轩昂,一座巨大而豪华的木构廊桥。有史以来,除了前提是交通等各种功用之外,它都将作为一件艺术品来倾情打造,是龙泉城一座极为重要的桥梁。但它多灾多难,火灾,水患,人祸,岁久摧圯,劫难不断。每一次的劫后重生,都是一邑之重点工程和民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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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这座木构廊桥有两次修建为方志记录了下来。一次在1158年,绍兴二十八年,这次是“重建”,由邑绅张津倡议筹募,而非官方。第二次是“改葺”,方志上没有记载改葺具体时间等相关信息。

  元朝,济川桥遭遇多次水患。泰定元年(1324)10月11日,一个叫陈雷的人,身世不详,撰文说当年夏天,龙泉溪洪水浩浩,冲毁一个桥址,桥屋楹柱随浪漂走,过往行人或操渡船,或架悬梯,人人心悸。县尹徐公见状,喟然叹曰:

  利民济物吾之心也,桥梁道路吾之责也。此而不图,有缺于政遂。

  县尹望残桥而叹,发出呼吁,金沙寺方丈宗珏、治中季公等慷慨捐助,出钱的,备砖瓦木料的,垒石为砥,度材为楹,众工纷纷效力,毁坏的桥墩期日修葺一新。

  明朝万历间,龙泉有一个叫王应宣的举人,长期在外为官,曾任奉化教谕,湖广辰州(今湖南沅陵县)推官,四川睢州、绵州知府等职,写了一篇《济川桥记》,说元朝至正戊申年,即1368年,济川桥火灾,之后“皆草桥”。

  1368年,也是明朝洪武元年,大明开国,在中国统治了九十年的元朝宣告结束,大明王朝统治开启。这个改朝换代年份里,济川桥起火了,似乎不以一场大火的熊熊燃烧而不足以表示对一个王朝的颠覆和另一个王朝的崛起的振臂一呼。桥焚后,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龙泉都没有足够的财力重建济川桥,从而沦为草桥。所谓草桥,相对于廊桥而言,没有桥屋,在石木桥墩上简单架设的便桥。

  大溪上,每年都有洪水,草桥终归不能持久。但又在何时结束草桥,重建济川桥?没有书记载此事。明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龙泉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被记录了下来,1994年《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写道:

  七月,矿工起义军陶得二别部攻龙泉,至济川桥,乡兵关闭南北桥门,桥上义军尽被害。

  桥上有门,势必有屋,可见此前的济川桥已结束草桥历史,又是一座又高又大的宏伟廊桥。廊桥两头大门一关,人在桥屋内如瓮中捉鳖,人困其中,爬出来,被杀,跳下去,不是摔死就是淹死,唯有坐以待毙。

  说到济川桥火患,明朝发生了三起,除1368年那场没有记下起因的大火外,成化八年(1472)、正德八年(1513)又发生了两起。前一起在8月23日未时,太阳过了中天,向西偏斜(古人用“日跌”二字称这个时辰,非常生动),天气很热,人们恹恹欲睡,且不知古人有没有午睡习惯。此时,与济川桥相连的大街(且不知新华街在明朝叫什么)上,一户叫叶善增的人家起火了,火势凶猛,烧掉周围两千余户,火势功蔓延到桥上,把济川桥也烧掉了。

  事隔四十一年,这年7月22日,也是夏天,又是县前大街起火,这一次火源来自一家店铺,大火几乎烧掉整条大街,北至县衙前的谯楼,南至济川桥,谯楼,按察司,济川桥,以及两千余民居和店铺皆化为灰烬。

  王应宣的《济川桥记》,主要说济川桥重建,说了两个人,一个朱世忠,另一个章文标。这两人都是南昌人,又皆为龙泉县令,同乡同宦,同成修桥大役,为龙泉百姓传为佳话。

  朱世忠于1528年春到任,这是嘉靖七年,距正德八年那一场大火已十五个年头,期间,两岸或以木舟摆渡,或以草桥通行,邑人倍受其苦。朱县令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建桥。建桥的关键是经费问题,为此,他使出一招:变卖境内不符合佛教礼仪而滥建的祠庙,筹得大部分款项,再向各殷实富户募捐,自己也慷慨解囊,拿出节余下来的俸禄佐之。桥建成了,两岸畅通无阻,邑人为“其资利涉,而颂德者不衰”。

  王应宣撰文是在章知县重建济川桥后不久,写章知县修桥时,其行文更为翔实和生动。

  万历巳亥之夏,鲸浪为殃,修梁杰阁与波俱颓,仅存什之一二,谁不谓斯桥无复续期矣。

  洪水毁桥发生在1599年夏天,朱知县修桥七十一年之后,一场如巨鲸掀浪一样的洪水把桥梁和楼阁都冲毁了。鲸浪之殃过后,宽阔的水面上仅存残桥断木几根,邑人望水哀叹:啊啊,此桥没有再修复的日子了!

  是秋,南昌章侯来令吾龙,甫下车,毅然力任其事,爰召诸耆老,鸠工庀材,捐俸措费,以是年孟冬初旬经始。仍命东衙余君绍堂、西衙吴君学书、南衙蔡君应春轮董其役。筑垛以砥流、甃石以固址,架以植楹,披板护楯。层楼复阁,斗角钩心,画栋雕甍,节分拱合,诸如朱侯所立尤为壮丽,于次年孟冬告竣,复取苏长公旧额文以丹垩。规模轩豁,望之若瀛岛然。方诸旧制,槎阁若增而高,剑水若澄而深矣。计其时日,岁甫一周;廉其所费,用白金三千有奇。乃公帑不费,人心乐从,侯何以得此于民哉?①

  章文标章知县是在这一年秋天到任的,他一到任,就力行修桥之事。修桥惠民,又劳民伤财,因此,他先召集当地诸年长而有声望之士绅商议,了解情况,以取得公众理解和支持,再召集工匠,备办材料,自己也捐募俸禄,筹措费用。一切筹备就绪,于当年孟冬初旬开工。开工后,他又命城内东西南三个片区负责人轮流负责建桥事宜。筑垛砥流、甃石固址,架以植楹,披板护楯,工程进度很快,第二年孟冬就竣工了,正好一周年。核算费用,用白金三千有余,都是筹措来的,没有动用公款库银。

  接着,作者感慨万端:不费公款,却人心乐从,凭什么得民心到这种程度呢,是应了孟子说的“佚道使民,虽劳不怨”的话啊。文章后面部分,继续发纾,要在溪岸上为这南昌二贤塑像、立牌位祭祀云云。

  王应宣这篇记述里,第一次较为清楚地记述了济川桥在明朝的格局和形貌。石砌桥墩,桥上建屋,完全是廊桥形制。两头楹柱,中间栏杆,雨阳板护楯;楼上复阁,斗角钩心,画栋雕甍,节分拱合,精细、豪华;苏轼题书的旧匾额,也重新油漆,红底白字,挂在楼阁之上。章知县手上的这座桥,与朱知县手上的那座相似,且更为壮丽:桥上的留槎阁似乎增高了,桥下的溪水似乎更清更深了。“规模轩豁,望之若瀛岛然。”宛若仙境一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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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明朝起元时的那一场大火,相继而至是水灾不断,1599年,万历巳亥年夏天那一场大水之后,水患便一发不可收拾。在半个明朝和整个清朝合计约三百年间,大水毁桥不计其数,其中,有文字记录有七次。屡修屡毁,屡毁屡修,每一次的修葺和重建,都是人力和自然力的交锋。当任知县,上方知府、巡抚、总督,地方僧人、士绅、巨富、工匠、普通百姓,都一次次地参与到对它的修葺和重建之中。或主持修建,或慷慨解囊,或倡议捐募,或督促修葺,或出工出力出钱,济川桥作为龙泉县城历史上唯一一座桥梁,其修葺和重建无疑是全县百姓之众望归所。

  顺治间,龙泉知县这把交椅上,徐可先坐了八年。他做了两件事被记了下来。一件是顺治十二年编纂《龙泉县志》;另一件是重建济川桥。顺治《龙泉县志》于20世纪30年代被掠往日本,藏于日本国会图书馆支部内阁文库,国内馆藏基本为零。据说,有一套缩微胶卷于20世纪80年代从日本辗转国内,我的案头上这套顺治《龙泉县志》影印本,或许出自该缩微胶卷。

  而徐可先重建济川桥之事,本文想推到前面去再说两句。

  知县章文标重建的那座复阁式、上有苏轼“留槎阁”题额的济川桥,在万历丙辰年(1616)遭受大水侵袭,经过了两任知县修葺,在龙泉溪上伫立了近四十年,又倒塌了,龙泉溪又一次进入无桥期,达十三年。顺治六年(1649),徐可先到任第二年,就着手重建了济川桥。

  徐可先修建的这座济川桥寿命不长,从始建起算,只十二年就倒塌了,两岸再度进入无桥状态。

  这一年,康熙九年(1670),浙江巡抚范忠正来龙泉巡视。站在岸上,他看着久圮待修的济川桥屋宇倒塌,桥墩像一排羊圈的栅栏一样晾在水中,下游,几只破船在艰难地摆渡,顿生顿生恻隐之心,拿出两面银盘,主缘重修。

  新桥落成后,百姓感激巡抚大人,将济川桥改称“盘桥”。是为济川桥在何执中易名后,再次出现的名字。

  说到高官捐钱修桥,康熙五十三年还有一位,是浙闽总督范时崇。范忠正是他的同族长辈,对龙泉盘桥他自是关心有加,当他得知龙泉要修建此桥的消息,从福州发来俸银五十两助修。钱尽管不多,但对济川桥修建募捐工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任知县借机在治内开展劝募,各“缘首”分头向社会公众募集,筹得建桥款项、物资,于三年后落成。

  ①(明)王应宣:《济川桥记》,(清)光绪《龙泉县志》,卷之十二,文艺志·纪述。

  (未完待续)

编辑:季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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